成功人物  
法學男神成長——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季衛東
2015年07月09日

    2009年金秋,一篇《凱原法學院2009年新生開學典禮致辭》的帖子在各大學校內bbs上廣為流傳,吸引了許多大學生的關注:
  凱原法學院的宗旨并不是僅僅培養一群工匠,或者為工商社會的律師打造一批金飯碗,而是要培養出一代偉大的法律家。
  在“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下一個歷史輪回中,你們注定要擔當承先啟后的重任。但愿你們不要虛擲今后的數年光陰,辜負國家——國與家的前輩——的殷切期待。但愿在下一個普天同慶的時候,在六十年之后,你們還能夠重新聚集在這里,盤點中國的法律與社會發展,特別是科學、民主以及法治方面的輝煌成就。
  這番充滿了激情與鼓勵的寄語喚醒了年輕人的夢想,他們在帖子后面留言,有感嘆、有羨慕、有期盼,也有對作者——季衛東學長的欽佩和敬仰。
  近年來,海外學人紛紛把關注的目光投向國內。2008年,季衛東學長辭別任教近20年的日本神戶大學法學院,走進上海交通大學,擔任該校法學院院長。這成為當年中國法學界的一大新聞,甚至有法學人士預言“中國的法學重心南移”。

  鄉情熏陶出來的文科“狀元”

  季衛東出生于江西南昌市。1975年,高中畢業后,和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他被分配到江西樂平縣臨港公社農村插隊落戶,度過了四年光陰。
  之前,季衛東從沒真正干過體力活。第一天下地干活,累得腰都直不起來。剛開始時,連當地的小女孩都比他干得快,這給了他很大的壓力,心里著急的他割稻子時常常不小心割傷了手指。
  但是季衛東的適應能力很強,兩年以后便成為了務農好手,當上了生產隊大隊長,后來又被調任縣長秘書。1979年,高考恢復兩年后,季衛東決定報考。他填報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學法律系,第二志愿是復旦大學新聞系。這兩個選擇都來自他插隊生活的體驗和思考,“下鄉后,我感受到了農民的質樸,也很同情他們的某些遭遇。新聞和法律是反映和保護農民合法利益的兩個重要方向”。
  因為考前每天復習到晚上一兩點鐘,高考結束又立即投入“雙搶”(南方農村夏季搶收搶種),結果一下就累倒了。那年夏天,躺在醫院病床上打點滴的季衛東,獲悉了自己考取江西省“文科狀元”的喜訊,接到了來自北京大學法律系的錄取通知書。

  “不食人間煙火”者的石破天驚

  那個年代的大學生活很艱苦,但到處洋溢著理想主義精神。大食堂的墻壁上、三角地的張貼欄里,有各種沙龍和講座的通知,有關于時局的討論,有激烈的觀點碰撞。“那是一個激情燃燒的時代,每個北大學子都是一副‘身無半文,心憂天下’的樣子。”回憶起大學時代,季衛東心懷感慨。同學們的求知欲都極旺盛,天蒙蒙亮,圖書館門前就排起了長隊。當時法律專業的書籍還很有限,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中關于政治和法律的著作在校內新華書店極為搶手,飯后到書店轉一圈幾乎成了季衛東每天的必修課。他笑稱,“當時盜版的臺灣書籍對迅速縮短法學領域的知識時差還是功不可沒的。”
  除了讀書,季衛東極少參加娛樂活動。當時大學生熱衷的校園舞會、郊游等幾乎見不到他的身影,美術、篆刻等喜好也基本拋之腦后。班上同學都稱他“不食人間煙火”。對于這個評論,季衛東“不服氣”地說:“其實還是喜歡到‘學三食堂’買三角五分錢一份的紅燒排骨或者木須肉的。”當然,除了晨跑和晨誦,到圖書館排隊、占座,季衛東還是沒有辜負未名湖畔浪漫的景色,他就是在那個時候認識了自己的太太駱美化女士。
  然而,這位“不食人間煙火”的才子,卻在北大掀起過一陣不小的波瀾。在1981年五四學術研討會上,讀大二的季衛東發表了一篇批判維辛斯基法律定義的文章。維辛斯基是蘇聯1930年代的法學權威,他的理論是蘇維埃國家與法律理論體系的基石,對1950年代之后的中國法學界產生過決定性的影響。季衛東的論文一經發表,便產生了石破天驚的效應。一些老師和高年級學長調閱原稿,約他晤談,也有研究生持尖銳的批評態度。季衛東感到了壓力。回想起這段經歷,季衛東頗有“小荷才露尖尖角,便有蜻蜓立上頭”的感覺,對于母校自由的學風和栽培之恩滿懷感激。
  孰不知,季衛東在五四學術研討會上發言時,許多著名的學者都在場,當時也在法律系就讀的李克強總理也調閱過他的發言,頗為欣賞這位小師弟的觀點。從那時起,季衛東的發言手稿在部分師生中輾轉流傳,他也成為法律系師友們關注的“明日之星”。也正是從這篇發言開始,他對“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這個基本命題提出質疑,并在隨后一段時間里,對法律秩序背后的客觀規律、法律體系的科學基礎等一系列問題都進行了探索,產生了作為社會科學的法的觀念。他與趙震江教授聯名發表的《論法律社會學的意義與研究框架》開當時風氣之先,第一次比較全面地論述了科技時代的法律新問題,也提出了一些新概念、新觀點、新命題。1984年全國首屆法學研究評獎,這篇論文獲得了一等獎,引起了國內法學界的關注。這次的獲獎就像系在風箏上的紅繩,使他后來很長一段時間雖身在異邦,卻始終與國內法學界保持密切的聯系與合作。

  陰差陽錯,赴日留學從教廿余載

  1982年,即將畢業的季衛東面臨留校深造還是出國留學的選擇。雖然早有留學的愿望,但苦于法學理論專業一直沒有派遣留學的名額,他不得不準備報考研究生。當時很多朋友勸他,既然外語不錯,怎么不改修個涉外的專業,例如外國憲法、國際經濟法、比較刑法之類的,以爭取出國留學的機會。但是季衛東并不為所動,他想僅僅為了出國就改變志向,未免有點本末倒置,急功近利了。
  幸運的是,1983年初研究生招生計劃公布,季衛東所修的法學理論專業有一個派往美國的出國名額,據說是30多年來的第一次,機會非常難得。
  然而好事多磨。那一年,中美關系突遭“寒流”,影響到了留學生派遣。等他接到正式通知時,他才知道自己被派往日本留學。赴日留學是季衛東始料不及的,更讓他沒想到的是,這一去就20多年。
  1985年4月1日,季衛東正式進入京都大學法學院碩博連讀。一年多之后,他到東京參加學會,順便訪問了幾位著名法學家,以便確認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他跟川島武宜、六本佳平、千葉正士等幾位法學教授都聯系過,給千葉正士教授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當時,千葉正士教授正在負責籌備IVR世界法哲學和社會哲學大會,當即邀請季衛東在1987年8月的IVR世界大會上演講。季衛東初生牛犢不怕虎,毫不猶豫地應承下來了。
  事后便意識到自己的魯莽。那時他剛留學不久,日語還不是很好,英語雖曾在1983年北大校級英語競賽中獲得過一等獎,但也從未寫過英語論文。季衛東只能硬著頭皮上。
  那一屆的IVR神戶大會參會的中國人只有三位,另兩位國內代表是孫國華、沈宗靈兩位大家。在季衛東發言時,臺下坐著的不僅有來自各個法學流派的代表人物,還有日本法學界的泰斗。他的發言獲得了與會專家的認可,包括神戶大學一位具有國際知名度的杰出學者。年底,這位教授與他在京都大學的指導教授聯系,希望季衛東在博士畢業后到神戶大學任教,次年又重提此議。本意想回母校北大從教的季衛東考慮再三,在征求了中國駐大阪總領事館教育處的意見后,最終接受了邀請,1990年正式就任神戶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六年后晉升終身正教授。

  學術上的黃金時代

  季衛東對80年代的個人記憶的句點,竟然是他的大學同學海子在山海關臥軌自殺。海子的宿舍與季衛東一墻之隔,海子在接到北大法理專業研究生落榜通知后,曾跟季衛東在未名湖畔漫步談心。回首往事,恍若隔世。季衛東不明白,這位才華橫溢的詩人為什么選擇那么慘烈的方式告別人世?

  詩人海子選擇離開,季衛東則開始了另一條道路。

  20世紀90年代是他學術上的黃金時代,論文在國際頂尖學術刊物上發表,著作接連出版,專著《超近代的法》獲得日本法社會學會首屆優秀著作嘉獎,產生了廣泛的思想影響。他的著作被廣泛引用,他本人也活躍在國際學術舞臺上,成為了一位著名的法學家。同時他又接連在國內頂級社會科學刊物《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論文,成為國內法學界在該刊發表論文最多的學者。他的研究成果推動了國內一些重大學術問題以及制度實踐的啟動與展開。1993年發表的《法律程序的意義——對中國法制建設的另一種思考》一文,近20年里被引用率始終高居榜首,后來“程序應當成為中國今后法制建設乃至社會發展的一個真正的焦點”上升為中國知識界的普遍共識。
  從2001年夏天起,季衛東開始在國內媒體發表非學術類文章。他的獨特之處在于沒有高張主義的旗幟。季衛東說:“如果缺乏細致的推敲以及制度化作業跟進,主義之爭不是流于意氣用事,就是陷入玄談游戲。”所以,他特別強調公正程序和論爭規則,堅持認為,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圍繞“主義”的爭論才有可能真正形成政治共識。季衛東給《財經》等雜志專欄撰寫的文章通俗而雋永,理性而沉靜,但是沉重的現實有時又讓他的筆端凝聚著沉痛和悲憤。

  五代法學家的共同夢想

  在外漂泊了20多年,季衛東一直在等待適當的回國時機。“我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中國的語境”,他說:“這也意味著我無論身在何處,都有一種使命感,就是應該為祖國做點什么。”
  2007年開始,季衛東認為回國的條件日漸成熟了。中國法制轉型、法學教育改革、國際化、問題導向的跨學科研究都需要有人推動。“真正的事業成就感,只有祖國才能給予”,他說。
  2008年9月20日,季衛東放棄日本的教研生活來到上海,擔任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到任后的季衛東,對凱原法學院的教學、科研、國際化以及社會貢獻等進行了布局,采取了一系列創新舉措,他稱之為圍棋的“金角銀邊草肚皮”和“謀勢不謀子”原理。他吸收日本、韓國的經驗和教訓,一回國就推動三三制法科特班的創辦和法學教育國際化等一系列法學教育改革舉措。在他的帶領下,從2012年開始,凱原法學院連續四年在著名的QS世界大學排名榜中進入法學專業全球百強之列,從國際聲譽來看已經進入中國第一方陣,也是北大法學院之外唯一獲此評價的法學院。
  回首自己與凱原法學院共同走過的歷程,談及為何當初選擇年輕的凱原法學院時,他說:“我不是為了做官而來的。在行政系統里,法學院院長算不上什么官。我之所以愿意擔任院長職務,是想要做些實事,推動法制發展。”
  這不禁讓我們想起法學家許章潤先生的論述,許先生曾經把近代以來百年間的中國法學家分為五代。第一代是清末變法改制期間登臺的法學家,第二代是20世紀20年代以降接受了現代西式法律教育的法學家,第三代是20世紀30年代中期前后崛起的法學家,第四代是1949年后社會主義體制下蘇式教育培養的法學家,第五代就是1977年后經由高考入讀法律院系、逐漸成長起來的法學家。五代法學家盡管遭際不同,命運各異,但是推進“現代化法制”,推動中國走上憲政之路是幾代人的共同夢想。作為第五代法學家的一位代表人物,季衛東非常敬仰第四代法學家江平先生的道德風骨,他在《法不阿貴方成公器――關于憲政之路與江平先生風骨的隨想》中說,雖然他與江平先生并無深交,但是“彼此心意相通”。
  這彼此相通的“心意”,也許就是回蕩在幾代法學家心中的共同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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